采写 孔令钰

转自 腾讯谷雨

依姐7岁时，随父母从金沙江边的彝族寨子到山东打工。所谓工厂，是村子里的一片民宅。砖砌院子，几架机器。院中堆满塑料垃圾，他们的活计就是从中分拣出可用的塑料，清洗、破碎、熔化，然后机器压面条似的，吐出冒着热气的塑料细条，冷却，切割，卖掉。

这些垃圾来自美国、西欧、日本、韩国等地，飘洋过海，进入中国海关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河北、天津、山东、江苏、广东等省份，被废旧塑料回收工厂买走，用于生产再生塑料。

而这些所谓的废旧塑料回收工厂，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小型的家庭作坊，比如依姐所在的“工厂”，其老板就是去别的回收工厂，买人家剩的下脚料，回来土法炼制，谋一口饭吃。

纪录片《塑料中国》描述了依姐和老板两家人的生活——日夜劳作，忍受塑料炼制的恶臭毒气，依然收入微薄。导演王久良擅于环境题材，2010年因《垃圾围城》一举成名，该片讲述了北京已被500多座垃圾场包围、河流和地下水污染严重的严峻现实。

他也因此被邀请到美国访问，采访某垃圾回收公司经理时，对方指着一辆绿色的集装箱卡车说，看，那就是运到你们中国去的。经理称公司收回来的垃圾经过粗分，出口到别的国家，而中国市场最好，愿意出其他国家的两倍价格。

制作过程历时六年，十分波折。2015年，王久良剪出一个20多分钟的媒体版。这部短片展示了他的野心——他观察到、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。笔者做过环境记者，如今在环保NGO工作，从中看到很多熟悉的议题：跨国污染转移；垃圾回收的灰色利益链条；农村环境的普遍恶化；土壤和地下水污染；土作坊的环境危害，等等。片中这种手工分拣、造粒法，产生出的废气、污水，不做任何处理，排向大自然，就像一个一个腐烂的末梢，既污染环境，也严重侵蚀工人的身体。这一个一个单拎出来都是庞大难解的命题，别说答案，连问题本身是否能描述清楚，都是问号。

媒体版成片中，有些村子十几年前地下水已不能饮用，如今都是用塑料桶买水喝。回收塑料的村民整日泡在浓烟里，说自己决定不查身体了。还有在垃圾堆里长大的小孩，把医疗垃圾当玩具，拿针管往嘴里吸水，吹塑胶手套当气球。

在最新版81分钟的成片里，这些丰富而略显杂乱的主题不见了。全片将镜头对准了一个作坊，讲述他们的昼夜劳作与生活。王久良说，前述产业链的乱象是大背景，他更希望在这部片子里，讲述这两家人的故事，他们如何靠回收塑料垃圾谋生，以及他们的悲欢。

找到合适的拍摄对象非常艰难。工厂、当地政府包括工人，对于自己所作之事心知肚明——是污染，是负面，是违法生产。看到有人扛着摄像机，都很警惕，以为记者来暗访。难免产生冲突。因此对于一个纪录片拍摄者来说，“进入”的过程就很漫长，刚开始一个多月，只能在工厂外面晃荡，完全进不去。

生面孔对于当地工厂来说，意味着危险。再小心翼翼，拍摄过程还是很不顺利。起初王久良拍的是另外一家人的故事，但由于村委会的强行阻挠，只好中断。后来又用一年半的时间来拍摄依姐的故事。为了隐蔽，大部分时间，王久良只能一个人工作。

回忆起作坊里的气味时，王久良皱眉摇头，“非常臭。”他说，破碎塑料时，摩擦发热，机器上、整个人的头发上，落一层细密的绒毛，非常难闻。烧塑料时，“那个味儿有多难闻呢？你随便烧一个塑料试试，那还是好的塑料。”

造粒是将塑料放在铁管里，螺旋加热，融化塑料，经过滤网后，相对纯净的塑料就被压面条似地挤出去，过水冷却，成型变硬。当地人传说，塑料造粒最多干三年，不然生育能力就丧失了。而片中的老板从二十岁到三十岁，干了十年。

笔者问他每天这么拍，吸入那么多烟气，自己不担心吗？“说实话，也是糙人。真没什么担心。”但他的身体的确受到伤害。拍摄半年后，王久良的眉心长出氯痤疮，这是因为长期接触氯元素。他发现很多人都长这个，拍过一个小孩，满头满脑包括脖子后面，长满了氯痤疮。

片子中的老板，腰上长瘤子，经常头痛，疑为早期心脑血管症状。家人劝他去医院。不肯。怕查出毛病要花钱。老板妻子不敢怀孕，独生子还是在干塑料造粒前生的。“他媳妇和我说，破碎塑料一小时，整个嗓子咳着疼。”王久良说，“片子中没有表现出来，她的腿和脚都挠烂了，因为脏东西，过敏。”

从作品量来看，王久良是一个“低产”作者。2008年开始拍纪录片，两年时间做出《垃圾围城》，然后六年时间拍《塑料王国》。两部作品风格切换十分明显。《垃圾围城》是一则冷硬的调查新闻，将北京周边的垃圾场风貌逐一展现。羊吃垃圾。人住在垃圾场。河面上漂浮着垃圾。全是垃圾。

《塑料王国》是一个独立的故事。王久良说他不再满足于只呈现一个现象，还是想讲人的生活。“片子中埋了一些隐喻，比如老板的价值观，他想买辆车，干各种脏活，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好。这是没问题的。但你会发现，这是一个悖论。他挣钱的目标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而事实上，他在追求更好生活的过程中，已经失去了更好的生活。”

2015年，笔者在山东寿光台头镇也见过片中的场景，清洗塑料袋的小作坊，满目垃圾，和锈迹斑斑的机器支架。其中一家就往田间洼地直排污水，形成两个大脏水坑。

住在坑边的另一户人家，告诉笔者说地下水早已被污染，拿出烧水壶，指着厚厚的结垢说，烧10天水就满是垢，一年要换三把水壶。村里统一打井，安上净水装置，每人每年配发700斤饮用水，凭一张蓝色“健康直饮水卡”领取。他说，这样的好水，一般是来了客人沏个茶。平时自己做饭、喝水，还用自家水井，虽然明知已遭污染。

很多时候，你不得不惊讶于当今社会的分裂。一方面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，已经执行国际一流的工厂排放标准。另一方面，在农村，仍延续着最原始落后的工业生产方式。像纪录片中的土作坊，笔者在华北平原见到很多，小皮革、塑料、化工、酸洗厂等等，就在田间地头盖一栋砖房，支两架旧机器，有污水就直接在地里挖个坑排了，渗下去，天长日久，掩埋好，上面继续种庄稼。

主人公依姐在拍摄期间是9-11岁，家贫上不了学，只能在家帮父母带着4个弟妹，以及熟练地分拣塑料。到了爱美的年龄，早晨起来，她在清洗垃圾的水池子边，用梳子蘸了铅灰色的脏水梳头，带粉色发卡。她最小的妹妹就出生在垃圾堆旁，每天在父母的背上，随着他们分拣塑料的动作而起伏。她想上学，但压抑着不说出来。她告诉王久良，再等几年，自己就可以去打工了，挣钱供弟弟们念书。

老板最终也实现了他的心愿，带家人来北京天安门看升旗，他在车里教导四岁的儿子，要努力学习，才可以在北京过上有钱人的生活。

如今两家人都开始了新的生活。2014年，依姐一家离开工厂，回到老家。半年后，老板也关闭了工厂。2016年5月和8月，当地政府两次集中整治，关停许多小工厂。

回到寨子里，爸爸干些建筑零活，妈妈帮人摘花椒，生活依然贫困，但依姐终于如愿进入了家乡的免费学校。王久良承诺依姐父亲，孩子上学有困难，他和朋友会提供资助。而王久良担心，依姐已经十四岁，要跟一群十岁的娃娃同级读书，能否坚持下去？

“还有，他们那边结婚特别早。16岁就结婚了。”他说，总之，依姐很可能辍学。假若继续拍摄依姐，那很可能又是一个新的故事——一个16岁的小女孩如何去了东莞、深圳的工厂，去打工。

对话王久良

孔令钰：两家人现在的生活怎么样了呢？

王久良：2014年3月份，完成拍摄。2014年四五月份，这家人就离开工厂，回老家了。拍摄的时候，我就说，我们不可能任由这种事发生。你赚钱可以，但是孩子上学耽误不得。光靠这家人自己的力量，很难跳出这种圈子。

在拍摄期间，我曾不止一次地跟工人那家说起孩子的教育问题，我希望他们能尽早领孩子回家上学。后来我们也资助了一些。然后大概过了大半年，老板就关闭了工厂。2014年底，我去老板家。老板不干的原因，我们也分析过，客观的是整个产业萧条，不赚钱了。其次他也意识到，自己付出很多，活儿又脏又累，他也真干够了。

现在依姐一家人在四川，她爸爸在周围干点建筑的活儿。妈妈帮人摘花椒。生活依然贫困。但小孩子回去之后如鱼得水，获得了他们熟悉的生活空间。小孩在工厂的时候，除了他们几个人，没有朋友。依姐也说了，我在家有很多好朋友，在工厂不敢出去玩。小孩子的孤独感，大人无法体会。我小时候，谁不跟我玩了，就特伤心。

我去看他们时，特别欣慰的一点是，小孩子在他们自己的家乡，是那种应有的状态。在工厂里时，依姐经常很忧郁，那忧郁和她的年龄极不相称。到了家乡，她的气色非常好，很开朗，很有活力。她的弟弟就不用说了，活泼得跟猴似的。

老板现在是货车司机。把工厂卖了之后，买了套楼房，有按揭贷款。日子还在维持和继续。现在那个地方的产业已经很萎缩了。

孔令钰：怎么找到的依姐这家人？

王久良：说来话长。这个地方很敏感。生面孔一进去，立马会被发现。刚开始一个多月，任何工厂都进不去，只能在外面拍摄水污染和外景。后来两三个月，我着急了，一行四人兵分四路，先不要拍，去找这个环境里面的人。

依姐是我们唯一的女性工作人员遇到的，她去转悠的时候，依姐在那玩，她们就聊天，知道了依姐是塑料厂工人的女儿，9周岁，没上学。那个女工作人员挺可怜这个孩子。那时候没想拍这个故事，她就是闲了去看看依姐。我们买了点篮球、书本给她。影片里头的字典，就是我一年前买给她的。

就这样跟依姐建立了联系。后来女工作人员就跟小女孩去了家，回来向我描述他们家什么样子，我一听，特别有价值。但那时候，我这头已经展开工作了，拍另一个工厂老板的故事，拍了一年，政府发现了，威胁他不要再跟我接触，就彻底断了。因为那位老板的故事不完整，所以我要重新找故事。

后来决定拍依姐的故事。我们先跟小女孩家人接触，慢慢的，跟老板熟了。就这样被允许拍摄。拍纪录片的过程，其实就是交人的过程。你技术再牛逼，为人不好，白搭。人家不让你拍，你什么办法也没有。

孔令钰：拍摄过程中，你怎么处理这种“不忍心”的情绪？我看到一些画面，觉得很难受。拍的过程中，肯定更难受。

王久良：好多。比如依姐家刚出生的小宝宝， 11天的时候，生命垂危。除了没钱，观念落后也是原因。刚出生的时候，我给他们送鸡蛋、奶粉、小奶瓶，告诉他们怎么兑着喝。我有事回家呆了几天。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一看就觉得不对，脸瘦的，颧骨都出来了。

我一问，说是便血。然后我就看到桌子上摆着维维豆奶。给那么小的小孩喂豆奶粉。小孩子有气无力，眼里没神。特心酸。真的拍不下去了。我赶紧跟他们说，小孩这样不行。他爸问，啊，那你说怎么办？

送医院啊。我赶紧跟老板说。老板一看急了。别看他平时冷嘲热讽的，但碰到这种事上，绝对是善良的人，立马就把钱给他，逼着他去医院。

后来也没去医院。晚上弄了一个什么药草。当下我就给他们买奶粉了，喂了一晚上。第二天就好点了。

这些内容，你拍纪录片无法置身事外。跟他们在一起那两年，日子是和他们一起过的。后来我们拍到很多其他更让人心酸的素材，但不能剪进去。

孔令钰：所以我们看到的片子，是比现实版温情很多的版本？

王久良：愤怒的控诉是一种方法，温情的去展现人类情感，然后把大的背景带出来，这也是一种手法。对于普通观众来说，最好不要一直刺激。我们不要总是展现怎么不好，而是促进思考，为什么不好，这是最重要的。

那有什么能促进思考？只有打动你，让你感同身受地和里面的人物一起，真实地建立起情感沟通。你愿意替他去想，他怎么那个样子，为什么出生在那里，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？

我在国外做交流的时候，很多人会问这些问题。在他们眼里，这个片子里到处都是违法的事情，小孩子不受教育，小孩子没有任何福利，大人的劳动没有任何保护、权益无法保障等等，这是西方人的思维。他们会问，后来小孩怎么样了。

通过片中人物的行为，知道他们现在在想什么，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，就好解释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。这是一部电影更深的表达。不像一个新闻，告诉你：塑料怎么分拣的，多么脏；怎么清洗的，水污染如何；燃烧垃圾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烟气，对环境健康有影响……

OK，这都是现象，这只不过还是在告诉你，这东西多不好。这是媒体版反映的。电影版有所区别，你可以看到整个产业只是变成一个大背景，工厂也只是一个小背景。

孔令钰：他们回家以后，你有问他们哪种生活更好吗？他们自己对于以前怎么看？

王久良：我觉得，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那种状态，这个问题是多余的。

孔令钰：那为什么他们要放弃家乡生活，到山东去打工受罪？

王久良：虽然他们在山东一个月只挣1600块钱。事实上，就在山东，若论吃住的话，又比他们老家好很多。

我去过他家，真是令人绝望的贫穷。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。他家没有地，都是山，就在金沙江的边上。当地人种花椒。 他家没有花椒地。依姐的妈妈就是帮人摘花椒。他爸爸到处给人打打零工。他们依然贫困，还不如出来挣钱更多，这是一定的。

孔令钰：之前拍摄那么多，关于塑料垃圾回收产业链的素材，接下来打算怎么用？

王久良：素材很多，有300多个小时。我们已经剪了半个小时的媒体版，那个是向别人阐述产业链的问题。我们还会做一个52分钟的电视版，分上下两集。

孔令钰：前期调研难度大吗？

王久良：不是很大，很兴奋。因为看到了很多不知道的、新奇的东西，感觉片子立起来了，明白内容是丰富，足够的。这是一个兴奋的过程。

《垃圾围城》和《塑料王国》有什么不一样呢？《垃圾围城》是完全凭自己的一股劲儿冲上去的，就去做了，从来没考虑钱的问题。事实上做的过程很艰苦。老师和朋友们提供各种帮助，大家帮助着把事情做完了。

做第二个片子的时候，不能再依赖别人的帮助去做。所以，在做之前就考虑资金的问题，所谓“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”。真正考虑做一个纪录片的时候，会发现钱花的真不少。人、摄影师，拍那么长时间，吃喝拉撒。特别感动的是，我的同班同学岳冠廷和熊伟，两个人合开一家公司。第一笔钱是他们投的，然后做了很长时间，但最后做不下去，钱不够了。后来就跟CNEX合作。所以，其实这个过程非常波折。同学支持我这个，纯粹是情怀，他们也知道这个不可能赚很多钱。当时也半开玩笑说，别赔本就行。

孔令钰：你是如何着手寻找拍摄对象的？

王久良：首先找厂区看。因为整个产业链很大。必须了解都有哪些问题。比如说水污染表现在哪些方面？空气的味道什么样？是怎么产生的？是焚烧垃圾呢，还是加热塑料产生的烟气？这样你才知道你要拍什么。

我们循着蛛丝马迹，去了河北文安、天津、山东、江苏宿迁。最大的产区在广东佛山。还要看能不能拍。佛山那边是小工厂全封闭的工业园区，固若金汤。大门是封闭的。大街上不允许放塑料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就听见机器的轰隆声，能闻到塑料很大的气味。不需要到工厂边上，一进到那个区域，就闻到了。

北方更直观，因为少雨，可以把塑料放在外面。南方多雨，都盖了屋顶。加上水多，广东那边很多河涌，我也拍到了向河里排污，毒死很多鱼的场景。一到清晨，我们站在小山顶，一看，真有意思，就那一片，烟气像个小灰盖子一样。

孔令钰：我以前做环境报道，实际上都管工业园区叫集中的合法排污地。

王久良：没错，而且这种集中，污染更大。小作坊分散，烟气飘一会儿就被风吹散了，不构成伤害级别。我觉得这种集中性的反而有问题。

有的地方比较集中，几千家。很分散的也有百八十家。我从资料获知，100家以上的，有57个地方。

孔令钰：拍这种故事，你会经常处在这种愤怒的情绪里？

王久良：是的，情绪在很多时候是愤怒的。但是你想想怒过之后，如何解决问题。用什么方法，用你的影像，还是实际行动？

摄影师更多的还是呈现这个问题。至于行动，不是你没有时间，而是的的确确没有足够能力做到。一个事情的改变，绝对是多方联动的结果，经济、政治、科技，还有教育等等，你是不可能做完的。

而且你要知道，你做的努力，背后起的作用也许是你看不到的，但又不能因为看不到而去否定你的努力。比如你写一篇稿子，这个政府没看到，但是他的上级看到了，他上级一个电话打过去了，他就给办了。这是一个曲折的、渐进的过程。

孔令钰：你从18岁开始学摄影，当时是什么机缘接触到的呢？

王久良：在那之前，我接触的摄影就是被拍摄一寸证件照片，或者毕业合影。高中的时候，有个老师喜欢摄影，拍些花花草草，还有风景，特漂亮。我说，哎，照相机还可以拍这些照片？照相机不是照人像的吗？

那时候孤陋寡闻。我在学美术，一看，哇，这么漂亮的风景，花啊草啊，夕阳，特美。九十年代那会儿，影像接触的很少，包括墙上的年画，还是手绘的，除了明星照。风景性的照片，接触的很少。而且是一个人拿照相机可以拍出来的，这种感觉很神奇。当时他卖照片，一张一块钱，并不赚钱，洗个照片都5毛钱。我买了好多。逐渐建立兴趣了，就自己学摄影。

孔令钰：你高中毕业还成立了摄影工作室？很前卫。

王久良：那时候工作室的确是很时髦的。我跟老师们拍的不一样。实际上不成功。干了一年，赔了四万。

为了四万块钱的债务，干了各种各样的事情。卖白菜，摆地摊。左冲右突，但根本逃不开那种困境。最后我才意识到，这样子是不行的，2001年就考大学，上学去了。

这期间晃荡了五年。纯瞎胡闹。那就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，就想玩，就想干这个。至于怎么运营这个，能赚多少钱，根本不考虑。20岁的孩子懂啥。

孔令钰：考大学也是想念摄影专业？

王久良：那是必须的。没有报其他学校，就报了俩学校。一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，一个西北纺织工学院，如今叫西安工程大学，都是摄影专业。

孔令钰：后来为什么不念了？

王久良：有两个原因，一是不太满意师资力量。在那边读了一年，摄影专业课一点都没开。除了计算机、英语之外，就是素描、水粉、色彩那一套。我极其不满。

第二，是学校的管理制度。当时学校是半军事化封闭式管理。年轻人刚离开高中的教育系统，正是接触社会的阶段，结果把我们像羊一样圈在一起。不让出校门。这一点令我极其反感。既然无法对抗学校政策，我就只能以我的方式出去，我在那还开手机店，卖手机，做买卖呢。要不然钱从哪来呀，怎么生活呀。

经常旷课出去。某一天跟着副校长拍桌子对骂，我就骂这个学校。后来呢，他就派人偷偷记我的旷课节数，一直记到第30节的时候，就把我开除了。开除学籍。留校察看。好像查看半年。后来我心想，你不用查看了，就偷偷报考了传媒大学。

从中传毕业后做了一整年的图片，有关于中国民间的鬼神信仰，在坟地里拍。然后2008年到2011年拍《垃圾围城》，2011年到现在拍《塑料王国》。

题材转向环境，鲍昆老师是一个指路人。2008年夏天，我特别难受，那是个思想转折期，非常痛苦，感觉忙活这么长时间，拍出来的东西，跟别人没关系，只是个非常虚无缥缈的、自我满足的艺术创作而已。我觉得没用。当你对自己否定的时候，很可怕的。彻夜失眠。

正好在平遥做展览，我和鲍老师住一个屋。鲍老师说你应该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，不能老是沉浸在自己营造的另一个世界里，要关注你所身处的现实。我跟他提到我家乡的垃圾问题。他说你家乡是那个样子，北京也是，如果你有心可以回去看看。这才是《垃圾围城》真正的缘起。我仅仅是提出看到了什么。而促使变成行动的，是鲍昆老师，而且最开始的时候，他拿出钱，真金白银地支持我。

你要知道，在人生道路上，有人指引，这真的是太珍贵了。